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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白马寺


时间:2013-01-19    来源:菩提之夏    次关注    参与讨论

白马寺位于洛阳市东12公里,北依邙山,南近洛水,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迄今已历一千九百余年的岁月。

一、白马寺名称的由来
  
关于白马寺名称的由来,包括二层含义。其一,我国的第一座僧院为什么取名“白马”;其二为什么叫“寺”。为什么取名“白马”?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为“白马驮经”说。此说略谓:东汉时,明帝刘庄派人“西天取经”,因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返回国都洛阳,故将所敕建之僧院命名为白马寺。《水经·谷水注》说:“于是发使天竺(即印度。据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说: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古印度大致辖有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国领土)写致经像,始以榆欓盛经,白马负图,表之中夏,故以白马为寺名”。《洛阳伽蓝记》说:“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魏书·释老志》说:“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就是持“白马驮经”之说的。

第二种说法,多数游人较为陌生。此说大意谓:在很早的时候,有一位外国国王(或谓印度国王),本打算毁掉国内所有的佛寺,其中有一个名叫“招提”的僧院,非常富有,尚未及毁,夜见白马一匹绕塔悲鸣,国王信其灵异遂罢毁寺之举,并改“招提”为“白马”。以后其他僧院(包括中国最早的僧院在内)也多以袭而取白马为名。佛籍《高僧传》(南朝梁释惠皎撰)等持此说。我们姑且称作“外国白马绕塔悲鸣”说吧。

另外,还有第三种说法。据今寺内保存的明代《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碑文说:“汉明帝永平八年,闻西域有佛,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摩腾、竺法兰二沙门以归。至十年,始立寺。初名招提,后王有欲毁寺者,夜见白马绕塔悲鸣而止。固更名白马云”。公元1914年,由张敬轩撰文的《重修古刹白马寺碑记》也说:“营寺于兹,初名招提,后更名白马”。按他们的说法是,由汉明帝敕命修建的这个佛寺“初名招提”,后因夜见“白马绕塔悲鸣”,才改称为“白马”的。此说好像是由第二种说法演化而来的,但毕竟有不同的含义;前者,“白马绕塔悲鸣”发生在别的国家;后者,“白马绕塔悲鸣”发生在中国,具体说,是发生在汉明帝所敕建的中国第一座僧院。

“白马绕塔悲鸣”之说,白马寺毗卢殿保存的明代《王诤诗》刻石就有“犹闻绕塔马悲鸣”的句子。

中国的第一座僧院为什么取名为“寺”?原在印度的时候,僧徒们聚居的地方,称为“僧伽蓝摩”(《洛阳伽蓝记》之“伽蓝”二字即其省称),意译为“众园”或“僧院”。在佛教传播于中国之后,正是由中国最早的僧院洛阳白马寺开始,才第一次被称作“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寺,廷也;有法度者也”。《左传》注疏也说,九卿所居之处谓寺。“寺”本为中国古代官署的一种名称。如大理寺、鸿胪寺等;因前边提及的东汉明帝刘庄遣使西域,拜求佛法时,曾有二位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应汉使邀请来到洛阳,最初被安排在“鸿胪寺”暂住,后在汉明帝所敕建的僧院建成后,即取“鸿胪寺”之“寺”为名,并于“寺”前冠以“白马”,称白马寺。宋代高承所撰的《事物纪原》说:“汉明帝时,自西域以白马驮经来,初止鸿胪寺,遂取寺名,置白马寺,即僧寺之始也”,盖指此(亦见《清一统志》)。再后来,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寺”字更演化成了中国僧院的一种泛称。此外仍另有以“伽蓝”、“阿兰若”、“梵刹”等泛称僧院的。

白马寺这个名字,不见于东汉时文献,也不见于曹魏时文献。它最早见之于西晋时僧人竺法护的译经记中。说是,竺法护曾于西晋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四月,在洛阳白马寺译《文殊师利净律经》;十二月译出《魔逆经》;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在洛阳白马寺译出《正法华经》。就是说白马寺之名见于古代文献,距白马寺的最初创建(公元68年)已经是二百年以上了。
 
二、白马寺的创建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通常被人们称作“永平求法”。永平,是汉明帝的年号,求法,是指赴西域拜求佛法。东汉末年,牟融撰《理惑论》,文中泛引孔老之说,宣扬佛儒道精神一致,是我国最
早的佛学著作之一。后编入《弘明集》(南朝齐梁时僧佑编)中。《理惑论》在上距永平世一百多年后,第一次记载了“永平求法”。此外,“永平求法”还见于以下其他各种古籍中。

东汉:《四十二章经序》
东晋:袁宏《后汉记》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
南朝齐:王琰《冥祥记》
南朝梁:释惠皎《高僧传》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

以及其他一些古籍等等。这些古籍的记载,或详或略,不尽相同。有一些还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大致意思如下: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正月十五元霄佳节(或云四月八日),汉明帝夜寐南宫,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身长丈六,自西方而来,在殿庭上飞绕。第二天早晨,汉明帝召集大臣,告其所梦。傅毅启奏道:臣闻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梦者。汉明帝听了之后信以为真,便派大臣郎中蔡愔,博子弟子秦景等十八人(一说十二人),出使西域(汉代西域,狭义讲是指我国新疆一带地方;广义上讲,也包括葱岭即帕米尔高原以西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东南部、非洲北部一些地方),拜求佛法。永平八年(公元65年),蔡、秦等东汉使者告别帝都,踏上了“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越过旷无人烟、寸草不生的八百里流沙,攀上寒风驱雁、飞雪千里的茫茫葱岭,来到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刚好遇到正在当地游化宣教的印度高僧、佛学大师摄摩腾(即迦叶摩腾,亦称竺摩腾)、竺法兰,得见佛经和释迦牟尼白氎佛像。东汉使者们便相邀腾、兰二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宣教。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使梵僧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如按某些记载,返抵洛阳是在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三十日,那当在公元68年了。另也有人说:东汉使者仅与摄摩腾一个同来,竺法兰乃不久后踵至)。汉明帝对二位印度高僧极为礼重,亲予接待,并将他们安置在当时负责外交事物的官署——鸿胪寺暂住。翌年,汉明帝敕令于洛阳城(指东汉时的洛阳城,遗址位于今洛阳城东十五公里)西雍门(东汉洛阳西面有三座城门,中间一门叫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修僧院。“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门上作佛像”(《理惑论》)。这就在东土大地,周、孔、老、庄之邦,洛河之滨,天子脚下,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座佛寺----洛阳白马寺。此后不久,汉明帝又以摄摩腾之对,敕令兴建齐云塔。

牟融《理惑论》称“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理惑论》距永平之世的一百多年中,洛阳城市布局变化不大。故《理惑论》中未确指寺名,但应即为白马寺。

东汉时,洛阳白马寺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地面上已经无迹可寻了。《魏书·释老志》说:“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许慎《说文解字》云:“塔,西域浮屠也”。浮图,或浮屠,即塔,或叫“塔婆”、“窣堵波”,皆梵文音译,在印度原意为坟墓。因相传以“七宝”装饰,故亦称“宝塔”。这是说,当时的佛寺、佛塔,都是按照印度的佛教建筑样式修建的。佛塔为四方形,有一级、三级、五级、七级、九级(均取单数)的不同(据有人考证说,当时白马寺中的主要建筑就是一座木塔)。《理惑论》的记载是:“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亦见《冥祥记》)。而《高僧传》则仅仅只记为“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此外,也有人认为,白马寺是在原东汉官署鸿胪寺的基础上营建起来的。

估计在白马寺刚建成的时候,规模不会太大,大约也不可能有雕塑的佛像之类(但如《理惑论》所说,画像是有的,而且应是汉地最早的佛像)。另外,《洛阳伽蓝记》还有在埋葬汉明帝的“显节陵”上修建“祇洹”和自此以后老百姓在显节陵上建塔的记载。至今,东汉明帝时的佛经、画像,以及别的画图之类,都早已湮没不存在了,而白马寺的面貌亦绝非东汉时的旧观了。

《后汉书·陶谦传》、《吴志·刘繇传》等有记载说,东汉末年献帝(刘协)时,丹阳人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即以金属作的刹,应是印度窣堵波的缩影),下为重楼(应是多层的木构高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这一段关于东汉末年佛寺的具体资料,可作为我们探索东汉白马寺时的一种参考。北魏时,位于洛阳城内的皇家首刹永宁寺(和白马寺仅三里之隔),依然保持着我国早期佛寺形制和布局的特点,据文献记载和解放后的勘察发掘可知,在该寺院的中心就是一座高大的木塔。

据载二位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曾经带来了佛经原本----梵文“贝叶经”(用梵文写在贝多罗树叶子上的佛经),入华后,又很快学会了汉语。自白马寺建成后,他们便禅居于白马寺内奉佛译经。首先他们二人在寺内清凉台上共译出了《佛说四十二章经》(摄摩腾、竺法兰共译《四十二章经》事最早见于《历代三宝记》);汉明帝极为珍视,敕令藏之于兰台石室(皇家图书馆)第十四间。在摄摩腾去世后,竺法兰又一个人单独译出了《十地断结经》四卷、《法海藏经》一卷、《佛本生经》一卷、《佛本行经》五卷等。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佛学著作。《佛说四十二章经》等发前人之未道,启迪芸芸众生,对中国佛教的最初传播关系极大。从此法轮东转、金像生辉。故《高僧传》以摄摩腾东来洛阳为“汉地有沙门之始”;《魏书·释老志》也说:“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这样佛教便在伟大中华民族的文明发祥之乡----河洛流域破土问世了。所以实际上摄摩腾、竺法兰乃是中国佛教的二位开山鼻祖,难怪后世佛门弟子皆认白马寺为释教发源地,尊为“祖庭”和“释源”了。

我国最早的一批佛寺,除白马寺之外,还有哪几个?现在已不好考察了。《嵩山志》有如下一段记载:“法王寺地势高敞,背负嵩岭,俯瞰二熊诸山,排列如拱,嵩前第一刹也。建自东汉永平,与洛阳白马寺最为首刹。”法王寺,原名大法王寺,建于东汉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相传特为印度高僧竺法兰而建。另,座落在山西省五台山台怀镇北侧的显通寺,是五台山最古老的一座寺院,初名大孚灵鹫寺(相传台怀镇西侧山峰,与古印度之灵鹫山相似,故名)。据《清凉山(五台山别名)志》记载,创建于东汉永平年间。这里的法王寺和显通寺,和白马寺大体同时,或者即为最初少数几个佛寺中间的二个吧。

三、白马寺和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如前所述,就世界范围讲,佛教起源于印度,发展在中国,而就中国来讲,佛教传入在东汉,滋长发展在曹魏、西晋、北魏,鼎盛在隋唐。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时期,均曾以洛阳为都。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洛阳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当时佛教传播和佛事活动的中心城市,或至少是中心城市之一。

东汉洛阳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都,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交通便利,客商辐凑。在佛教流传的最初一个阶段,在佛教传播和佛事活动的中心城市洛阳,由汉明帝所敕建的我国最早的佛寺----洛阳白马寺,便成为最主要的传经道场。以后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不少名僧,在白马寺奉佛度徒,诠经传灯,他们的业绩,曾谱写了佛教史上引人注目的篇章。

佛教,别称释教、梵教。起源于公元前六到五世纪的古代印度,相当于我国的春秋时代,距今约有二千五百年的历史。它的创立者,为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王国境内,尼、印交界之罗泊提河东北部)净饭王和王后摩耶夫人的儿子(太子)悉达多·乔答摩。悉达多,是他出家前的本名。乔达摩,亦译“瞿昙”,是他的姓。后人尊称他为“释迦牟尼”。释迦,指释迦族;牟尼,意为“隐修者”或“能仁”。释迦牟尼属刹帝利种姓。大约生于公元前563年(约当周灵王9年),卒于前483年(约当周敬王37年),和我国的孔子大致同时,活了大约八十岁。他在十九岁时结婚,八年后生子,取名罗睺罗。释迦在世时,主要在印度北部和中部恒河流域活动。

佛教大致上通过二条路线向世界各地传播。一为南路:公元前三世纪时,佛教先传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公元五世纪再传至缅甸;公元十二世纪时传至泰国、柬埔寨等。此路以小乘佛教为主; 一为北路:在我国西汉时期,已经传至中亚各国,如安息(即波斯,今伊朗)、康居(中亚撒马尔罕一带)、大月氏等;后经中亚、过葱岭,传至我国西部边陲地区的于阗(今新疆和田)、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公元一世纪前后传入中原地区。至二世纪再由我国传入越南,四世纪传入朝鲜,六世纪又传入日本。此路以大乘佛教为主。在佛法东传过程中,大月氏、安息、康居三个国家发挥了重大作用。现在佛教主要传行于亚州东部和东南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据1969年统计,日本佛教有十三宗,一百六十三派,九万五千多座佛寺,七千余万信徒。在泰国,佛教徒约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有僧侣二百六十多万,约占人数百分之十,寺院二万四千多座。目前全世界佛教徒总数约为二亿四千四百八十万人。

白马寺创建之前,佛教是否已经传入中国内地?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白马寺住持和尚如琇的《洛京白马寺释教源流碑记》中说:

早在西周穆王时期,因“西方大圣人”释迦牟尼灭度,我们中国这里就“大地震动,江河泛涨,有白虹十二,南北贯通,连霄不灭”,《周书异记》也有西周之世,释迦应迹、震动中华之说。还传说,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五十多年的印度阿育王,曾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世界各地,可能当时有人到中国来。隋唐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载: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外国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始皇弗从,乃囚防等。后唐代法琳的《对傅奕废佛僧事》更谓此原出于朱士行、道安等《经录》,以上这些基本上都是传说和虚构。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前后十多年,应当见到或听到关于佛教的活动或传说;《魏书·释老志》载:“汉武帝元狞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获其(休屠王)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释老志》以“获其金人”为“佛道流通之渐”的说法,学者们多予以否定。因为当时尚无佛像制作,休屠王金人并非佛像,而应为“祭天神主”。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记载,最早见于史籍而可靠的是:西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皈依佛教的大月氏王派遣使臣伊存至西汉国都长安(或谓至洛阳),博士弟子景卢(《释老志》作秦景宪)曾向他学《浮屠经》(见鱼豢《魏略·西戎传》);但这时尚没有宗教活动。至东汉初年,佛教开始在统治阶级中流传,楚王刘英(明帝刘庄之弟)“尚浮屠之仁德”,“为浮屠斋戒祭祀”,设盛馔供养“桑门”(汉代称佛为“浮屠”、沙门为“桑门”,即和尚)和伊蒲塞(即居士,在家的男信徒),受到汉明帝刘庄的嘉奖。刘英应是中国最早信仰佛教的重要人物之一。而且这时候,汉明帝也派人赴西域求取佛法了。

东汉时期的佛经,绝大多数是在洛阳翻译出来的;如前所述,白马寺则是最主要的译经道场,据载第一本汉文佛经《佛说四十二章经》即译自白马寺。 “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高僧传》)

大约在白马寺创建之后八十余年,东汉后期桓帝、灵帝时期,安息王嫡后之子安世高,“捐王位之荣,安贫乐道……宣敷三宝,光于京师”。他通晓“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等。从东汉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至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的二十年内,他在洛阳先后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百六十品经》等九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还相传,安世高为避关洛祸乱前往江南,故南方佛教也得以传播。月支人支娄迦谶“博学渊妙”, “才思精微“,时号“月光菩萨”。来华不久,即通晓汉语。他在洛阳先后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二十三部,六十七卷。支娄迦谶所译,最主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罗蜜经》,此实开中国般若学之先声。安世高偏重宣扬坐禅法,多佛教小乘内容;支娄迦谶偏重宣扬般若学,多佛教大乘内容。这就成为东汉后期佛学的二大系统。相传,这二位译经大师,都曾经长期居住在白马寺里从事佛经的翻译和主持译经事宜。和安世高、支娄迦谶二位译师大体同时在洛阳译经的还有:天竺的竺佛朔(或作竺朔佛)、安息的安玄、月支的支曜,康居的康孟详、康巨等。当时汉人参与译经者,有亲自受教于安世高的严佛调以及洛阳人孟福、张莲等十多人。时人称严佛调善译,他可能擅长梵语视我国最早参与译经的重要助手。据有关记载,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至东汉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这154年间,译经者计有12人,共译出佛经292部,合395卷。安世高善汉语,他在洛阳讲经,“听者云集”。大约中国的讲经开始于安世高。东汉最高统治阶层中,汉明帝刘庄、楚王刘英,都崇尚佛教;《后汉记》说刘英“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喜黄老,修浮屠(指佛)祠”;汉桓帝刘志刚已在北宫铸黄金浮图、老子像,“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后汉书》还曾记载说:东汉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襄楷上书“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可见东汉末桓、灵之世,佛教已形成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势力了。

东汉时究竟有没有汉人出家呢?《高僧传》说:“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可见在东汉(以及曹魏)时期,在都邑里,虽然已有少数几个佛寺,但主要是为来华的信奉佛教的西域人而修,汉人是不准出家的,东汉时,似乎还不应有汉族出家的比丘、比丘尼。至于《僧史略》所载“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女众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事出《汉法本内传》,而《汉法本内传》原系伪书,不可信。但也有人说,东汉时严佛调已经出家,乃是中国最早的一位僧人。《释老志》所谓“汉世沙门皆衣赤布”,估计主要当指西域胡僧而言。

到了曹魏时期,陈思王曹植喜读佛经,魏明帝曹睿亦尚佛,曾大起浮屠(塔)。曹魏齐王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中天竺律学沙门昙柯迦罗游化洛阳,在白马寺译出了中国的第一部汉文“佛律----《僧祇戒心》,并请西域梵僧立羯磨受戒。此实为中国戒律之始。故后世佛徒皆尊昙柯迦罗为中国律宗之始祖。“戒”,禁制过失之意;“律”,调伏之意。戒有五戒、八关斋戒、十戒、二百五十戒、三百四十八戒等多种。五戒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嘉平末年,康居僧人康僧铠,在白马寺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无量寿经》等。曹魏高贵乡正公元二年(公元255年),安息沙门昙谛来洛阳,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朱士行就是依此羯磨受戒。后一直被中国人遵行。

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颖川(今河南禹县)人朱士行依羯磨而登坛受戒,出家为僧(据载朱士行的受戒仪式就是在白马寺举行的),这才应当说是真正的沙门,是中国的第一位汉僧;而早于朱士行一百余年的东汉严佛调,未禀律仪,仅以落发剃须等为出家标志,严格说来是不能算作正式沙门的。

三国时代,还有一位译经大师支谦,先世本月氏人,他却生在中国,为支娄迦谶的再传弟子。东汉末年,他为避乱由洛阳迁于武昌,再至建业(今江苏南京)。他所译出的重要佛典有:《维摩诘经》二卷、《大明度无极经》四卷、《太子瑞应本起经》二卷等,偏重宣扬般若学。他还曾为自己译的《了本生死经》作注,这乃是最早的“经注”之作。

朱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此经为东汉灵帝时竺佛朔译出),深感汉地旧译文过于简略而不连贯,难以通讲。便誓志捐身、远求《大品》。他于出家的当年(公元260年),从雍州长安(今陕西长安县西北)出发,西渡流沙,到了于阗(今新疆和田),写得《大品般若经》梵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遣弟子弗如檀等十人送还洛阳。后由居士竺叔兰、比丘无罗叉等译为《放光般若经》。选朱士行“行万里路”在外23年,是我国第一个“西天取经”的和尚,后他在八十多岁高龄时,圆寂在于阗。总计曹魏时期,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开始到咸熙二年(公元265年)的46年中,译经者计5人共译经12部,合18卷。

到了西晋,统治阶层和广大民众之中,对于佛教的信仰已较为普遍,相传当时东西两京(洛阳、长安)已经有佛寺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即据《洛阳伽蓝记》、《魏书·释老志》所说,西晋永嘉年间,洛阳也已有佛寺四十二所,如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磐鵄市、大市寺、法始立寺、竹林寺、太康寺等。《水经注》另有记载说,当初“永平求法”时用以盛经的榆欓(榆木所制之经函),后曾移在城内愍怀太子浮图中。时著名僧人,原籍月氏,世居敦煌(今甘肃敦煌),人称“敦煌菩萨”的竺法护,住在白马寺翻译佛经。竺法护幼年出家,随师游历西域各地,学会了多种语言,得到了不少梵文佛经。他在白马寺译出的佛经有《文殊师利净律经》、《魔逆经》、《正法华经》等多种。当时协助竺法护译经的有聂承远、聂道真父子。竺法护之后,西域僧人佛图澄,于西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来到洛阳。他的著名弟子有道安、法雅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僧人由东晋时道安开始,皆废俗姓而改以“释”为姓。

按佛教说法,佛、道二家的第一场斗争就发生在白马寺。

以上,我们简单地叙述了在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之后最初的二百五十余年时间里,即东汉、曹魏、西晋时期,在国都洛阳,在第一古刹白马寺,翻译佛经,传播佛教,传戒受戒等方面的概况,已经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白马寺在中国佛教早期传播中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极其重大的作用了。

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
中国第一古塔齐云塔;
中国第一次“西天取经”;
最早来华的印度僧人;
最早传入中国的梵文佛经“贝叶经”;
最早的译经道场清凉台;
中国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
中国第一部汉文佛律《僧祇戒心》;
第一场佛、道之争;
第一位汉人和尚朱士行。

以上,可以名之曰“祖庭十古”。正是这“祖庭十古”,保证了洛阳白马寺能够稳居中国伽蓝行列之首座,而永远炳彪于中国佛教史册之卷首吧!

四、饱经沧桑的白马寺

在古代洛阳,佛寺异常众多。时至今日,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荡然无存了;而洛阳白马寺却巍然屹立于邙山、洛水之间,钟磐相续,香火不绝!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可以把白马寺的兴衰史看作是中国佛教的兴衰史。

自东汉初年明帝刘庄创建白马寺以来,春露秋霜,寒往暑至,“中国第一古刹”在茫茫尘世之间度过了大约一百二十余个人间春秋之后,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第一次遭到了破坏。东汉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以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的各地联军----“关东军”,对洛阳形成了半包围的阵势。大豪强、大权奸董卓感到极大威胁,挟持汉献帝刘协逃出洛阳,迁都长安。临行他驱迫洛阳附近数百万人口同时西迁。“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为防止人民逃回,他便把洛阳城周围二百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光;又使部将吕布发掘各帝王、公卿陵墓,盗收珍宝。昔日赫赫京都,顿时化作一片废墟!“杀主灭宇京”,“悉烧宫庙,城府荡尽”,自洛阳起,向南至颖川,向东至陈留(今开封市东南),“数百里中无烟火”。直到东汉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汉献帝逃出长安,第二年返回洛阳时,依旧是“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那样一片残破景象。“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在劫难逃”,白马寺被烧荡殆尽。

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逼汉献帝刘协“禅让”,自称皇帝,即位于许昌。当年十二月,在东汉洛阳废墟之上,重新营建洛阳宫,遂使昔日旧都得以逐渐恢复。在曹魏都洛阳的46年中,魏明帝曹叡又曾在青龙二年(公元234年)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台观、大修园林。据《魏书·释老志》说:魏明帝尚佛,曾大起浮屠。当时佛寺为数甚少,此谓大起浮屠,应即包括重建白马寺,或可能主要即指重建白马寺。再从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有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佛律”的记载,足证白马寺在文帝曹丕、明帝曹叡之后已经恢复。

西晋代魏,中间未经大的战乱破坏,洛阳建筑一如旧观。时白马寺仍居众寺之首。至竺法护在白马寺译经时,已经 是“寺庙图像崇于京邑”的局面了。西晋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武帝司马炎死,统治集团内部酝酿已久的矛盾随之集中爆发。祸起萧墙,骨肉相残。从西晋永平元年(公元291年)开始,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义、东海王司马越等皇族诸王,为争夺中国最高统治权力而互相攻杀。这一场历时长达十六年的大混战,史称“八王之乱”。西晋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司马颙部将张方攻入洛阳,烧杀虏掠,死者数以万计,13岁以上男子全部被迫服役。接着是“永嘉之乱”。西晋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王弥、刘聪率大军进攻洛阳,东海王司马越距战于西明门(即东汉雍门),白马寺正当攻守前哨。其后数年,洛阳尽属战场。刘曜、王弥、刘聪等,幽禁晋帝,逼辱皇后,发掘陵墓,焚烧宫庙,繁华帝都,尽成瓦砾。直至“流血满河,白骨蔽野”,辽阔中原,千里无烟,为避乱而南迁者达十之六七!在长期的战乱兵火中,白马寺再一次遭受严重破坏。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魏孝文帝拓跋弘(元弘)至洛阳,“巡宫旧址”,诏司空穆亮、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重建洛阳。自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起正式迁都洛阳。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魏晋文物典章,得以恢复。孝文帝元弘、孝武帝元诩以及元诩之母胡太后等皆崇佛,贵族公卿争相附趋,遂使佛经的翻译及佛教活动呈现空前兴盛的局面。《洛阳伽蓝记》说:“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京城表里有佛寺达一千三百六十七;“寺夺民居三分之一”!据记载,当时在洛阳 的西域僧人就有三千多人。至北魏末年,我国江北地区已有佛寺达三万余所,僧尼达二百万人。

北魏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我国的建筑匠师们已经在中国原有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特有的佛教寺院建筑,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风格。

按《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时,洛阳白马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这似乎和东汉时白马寺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的位置不一致。考其原因,东汉时洛阳的雍门,至北魏时改称“西阳门”,且门址位置向北作了迁移(参见《水经·谷水注》)。所以白马寺的大体位置,实际上并未改变。由《洛阳伽蓝记》的记载可知:原来 东汉时在白马寺译出的佛经,一直至北魏时还保存着。《伽蓝记》的原文是:“寺上经函至今 犹存,常烧香供养之,经函时放光明,耀于堂宇,是以道俗礼敬之,如仰真容”。《洛阳伽蓝记》还说:当时佛塔前种植的奈林、葡萄都和别处不一样,枝叶茂盛,果实硕大。其中奈林(即石榴,石榴本为奈属,故石榴也可称作奈。由《洛阳伽蓝记》原文行文看,此处之奈林即为石榴)一个重七斤;葡萄个大如枣,“味并殊美,冠于中京(即中原)”。每年到了果实成熟的季节,皇帝便常派人去寺里摘取,回去后再转偿给嫔妃宫女们,他们又相互转饷亲友,凡得到者,都当作奇味,而舍不得轻易食去,往往要辗转经历好多家。故当时在洛阳流传着这样的谚语:“白马甜榴,一实值牛”。据史载当时有个名为“宝公”的高僧,住在白马寺。不知道他是那里人,虽形貌丑陋,却心机通达,可以预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发言似谶,不可解,事过之后,始验其言”。胡太后曾向他问以世事,十分灵验。

北魏时,还有一位北天竺僧人佛陀扇多,极受孝文帝礼重,特为他在嵩山创立少林寺,“有敕就少室山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高僧传》),供给甚优。这位佛陀扇多,通晓佛典,尤善方言。从北魏正光六年(公元525年)至东魏静帝元象二年(公元539年)共十五年间,先后在白马寺和邺都金华寺译出《金刚上味陀罗尼经》、《摄大乘论》等十一部佛典。

经过北魏末年的“永熙之乱”,洛阳城又一次残遭破坏。东魏天平元年(公元539年)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东魏元象元年即西魏大统四年(公元538年),侯景“烧洛阳内外宫寺,民居存者什二三”(《资治通鉴》)。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杨衒之行役洛阳,目睹洛阳荒凉残败,无限感慨,特撰《洛阳伽蓝记》。书中说:“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又说:往昔“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可见洛阳佛寺破坏之残;又据《洛阳伽蓝记》说,在迁都邺城之后,洛阳仅余寺四百二十一所,其中,尚有白马寺。大约在“永熙之乱”中,白马寺虽难于幸免,但还是残存下来了。据清人毕沅所撰《中州金石记》说:直到清代,在白马寺大殿左侧,还保存一座“白马寺造像幢”,幢有五十余尊佛像,上下左右俱有题名。但“文摩沥不可读”,“审其制度笔法”,则为北魏时作品。另在解放前,白马寺曾出土一尊巨大的玉石弥勒菩萨坐像,身高2.16米,系一件极可宝贵的北魏造像佳作。惜已散失海外,至今仍保存在美国一家博物馆中。

隋唐两代,我国佛教进入鼎盛阶段。隋文帝杨坚曾诏布天下,“任听出家”。并令各地按人口出钱营造佛像; 长安、洛阳等大都邑,则由官府书写佛经,供置于佛寺之内。隋炀帝杨广曾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当时天下佛经大集洛阳,宝城(在洛阳大城之内、宫城之外,附于宫城东南有一小城,以内有“宝城庙堂”而得名)东南洛水上有翊津桥,可以通达译经道场。新翻译的佛经,原本都是由外国来的“贝叶经”。有关文献记载说,这种贝叶经,形状似枇杷而比较厚大,以横行书写,缀其一边。所以当时又将此译经道场称作“梵夹道场”。

到了唐代,中国式的佛教已经完全形成。各个寺院都有了自己的产业,出现了雄厚的寺院经济。中国僧徒各自诠释佛经和阐述教义,使早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的佛教学派,终于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具有中国色彩的佛教宗派。隋唐时期,在中央朝庭负责管理僧道事务的机构是鸿胪寺下面的“崇玄署”。武则天之后,改为礼部的“祠部”。

唐太宗李世民在统一全国后,曾命令在“交兵之处”建立寺刹,他又大力资助由印度取经回来的玄奘,设置译场,翻译佛经。武则天时,佛教和政治紧密结合,洛阳呈现出空前的宗教热潮。当时佛学大师、禅宗北宗鼻祖神秀来在洛阳,“天下号释氏者,咸师事之”。神秀的高足弟子普寂,在洛阳传教长达二十余年,“人皆仰之”;普寂的重要弟子中,就有像天文学家、僧一行(俗名张遂)那样的著名人物。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最久的一个宗派----禅宗,实际上形成于唐代武则天时期,洛阳正是它的发祥地。

武周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武则天敕修白马寺,征调民夫匠师,大兴土木,广修殿亭高阁,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成为空前豪华状观的大寺院。这是白马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传说唐代白马寺的规模异常宏大,其山门几乎直抵洛河北岸。因僧舍距山门遥远,致有“跑马关山门”之说。寺内僧人多达三千余人。寺门前有高大的石碑坊,寺周围有很宽的河水环绕,寺内殿阁辉煌,殿堂周围有回廊环护;偏院多处,栽满梅、兰、竹、菊、杨、柳、梧桐……另据唐人张鷟《朝野佥载》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时,东都洛阳白马寺内的铁佛像头无缘无故地掉落在殿门之外。可见当时在白马寺内还供置的有铁铸的佛像。著名诗人王昌龄有机会夜宿白马寺,极赞其寺境幽雅凉爽,他在《东京府县诸公与綦毋潜、李颀相送至白马寺宿》一诗中,留下了美丽的诗句:

宦薄忘机括,醉来却淹留。
月明见古寺,林外登高楼。
南风开长廓,夏夜如凉秋。

我们可不可以作这样一个类比:明代长安城仅为唐代长安城的一小部分;那么明代白马寺(其规模大体和今日白马寺相当)也仅仅是唐代白马寺的一小部分;而明代白马寺和唐代白马寺规模之比,略如明代长安、明代洛阳(周回不足九里)和唐代长安、唐代洛阳(周回七十里)之比呢?唐中宗李显极崇信律宗大师释道岸(鉴真之师),把他召入宫中,亲率六宫围绕供养。道岸所游历过的佛寺,例如白马寺、庄严寺等,“天下以为荣”。

唐代时,还有一位北印度僧人佛陀多罗,曾抵洛阳居留白马寺,并在寺内译出《大方广圆觉了义经》另相传著名僧人、为中日友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唐代鉴真和尚等也来“祖庭”、“释源”,瞻仰朝拜。

佛教由南亚次大陆舶入,道教则是中国本土的产物。中国向有“儒、道、佛”三教之称。在唐代,佛、道二教之间曾经多次发生过激烈的斗争。而作为“祖庭”、“释源”的白马寺,在佛、道之争中,自然具有一种特殊地位,能发挥其他佛寺所无法企及的作用。武则天曾下令烧毁《化胡经》;唐代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唐中宗李显诏令僧、道定夺《化胡经》真伪,不久又敇令废除《化胡经》,并刻石于白马寺。目的在于崇佛抑道的关于白马寺“焚经台”的传说,大约此时也非常流行,相传唐太宗李世民曾不止一次登临白马寺焚经台,并赋诗咏之曰:

门径萧萧长绿苔
一回登比一徘徊!
青牛漫说函谷去, 
白马亲从印土来。
确定是非凭烈焰,
要分真伪筑高台;
春风也解嫌狼籍,
吹尽当年道教灰。

自东汉以来,至唐代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历代所译佛教典籍,加上中国关于佛教的著述在内,共达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

唐代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对东都洛阳的破坏甚为严重。白马寺当亦然。据《旧唐书》说:“回纥至东京,以贼平,恣行残忍,士女惧之。皆登圣善寺及白马寺二阁以避之。回纥纵火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安史之乱”后的洛阳,“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千里萧条”。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推见唐代“安史之乱”前白马寺高阁的极其雄伟,以及“安史之乱”对白马寺破坏残重。唐代诗人张继,曾在“安史之乱”后的一个秋雨之夜留宿白马寺,他的《宿白马寺》一诗,描绘了白马寺的破败和他心情的悲凉,和王昌龄的诗适成鲜明的对比:

白马驮经事已空,
断碑残刹见遗踪。
萧萧茅屋秋风起,
一夜雨声羁息浓。

不过当时的佛事活动并不曾中断,例如另一位唐代诗人许浑就写有这样的诗句:

寺喧听进绝,
厨远送斋迟;
墙外洛阳道,
东西无尽时。 

“安史之乱”以后的白马寺,还保存着一些唐代或唐代以前的断碑(由张继诗“断碑残刹见遗踪”可知)。令人痛惜的是,在今天的白马寺,这些断碑是一点也见不到了。

由于佛教势力的巨大增长,严重影响到唐王朝的赋税收入和兵力、劳动力的来源,佛教同最高统治者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在中国佛教史上有所谓“三武之厄”,即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以及唐代武宗李炎灭佛。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下诏废佛,规定除西京左右街留寺四所,东京洛阳左右街留寺二所,各留僧人30人,大州留寺一所,上寺留僧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外,其余各地寺院一律拆毁,所有僧尼一律还俗。此次“会昌法难”中,把铁佛像改制成农具,铜佛像、铜法器等用来铸钱,金银佛像交中国财政机关,没收良田几千万亩,僧尼还俗达二十六万人,佛籍湮灭散失也极为严重。唐武宗灭佛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给了佛教势力以重大打击。从此中国佛教便开始由鼎盛阶段而走向下坡路了。

唐代末年,洛阳长时期陷入战乱兵火。史载“孙儒据东都月余,烧宫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无鸡犬”。又载当时“西至关内,东至青齐,南至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棘蔽野”。整个中原如此,白马寺的惨状也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唐武帝灭佛,严重地摧毁了佛教势力,但“释源”、”祖庭”白马寺即仍然受到唐以后各代统治者的重视,历加修茸,香火继燃。据《重修祖庭释源大白马禅寺佛殿记》载:“至丙午岁次,规模废坏”,大约五代时的后晋亡国之时(丙午,当指公元946年),白马寺又曾遭到破坏。
 
到了宋代,采取适当保护佛教的政策。宋太宗赵光义曾亲自撰写《新译三藏圣教序》。在宋代,还出现了佛经的木刻板本。据载,淳化年间,天下大旱。宋太宗赵光义,曾派人至白马寺拜佛祷二印度高僧以祈雨。宋代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太宗敕修白马寺,并敕翰林学士苏易简撰《重修西京白马寺记》以记之。其文曰:

鼎新伟构,寅奉庄严。采文石于他山,下瑰材于邃谷。离娄聘督绳之妙,冯夷掌置臬之司。辟莲室而洞开,列绀殿而对峙。图八十种之尊相,安二大师之法筵。灵骨宛如,可验来仪于竺国;金姿穆若,犹疑梦现于汉廷。天风高而宝铎锵洋,睛霞散而雕棋辉赫。周之以缭垣浮柱,饰之以法鼓胜幡。远含甸服之风光,无殊日城;旁映晁补之居士城阙,更类天宫(《宋文选》)。

苏文描绘了此次重修后的白马寺莲室绀殿,辉煌壮丽,造像十八尊,神圣庄严,宝铎和风,幡幔悬垂,无异日域、亚赛天宫般的胜景。当时寺内僧人还有千人以上。宋仁宗赵祯也是一位崇佛的皇帝,他曾写过一首《赞舍利偈》,即一首七言诗以颂扬佛教。此诗今刻于齐云塔旁明代嘉靖三年的石碑上。诗云:

金骨灵牙体可夸,
毫光万道透云霞。
历代群王曾供养,
累朝天子献香花。
铁锤认打徒劳力,
百火焚烧色转加。
年年只闻开舍利,
何曾顶带老君牙!

宋徽宗赵佶曾一度令佛、道合流。宋代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徽宗赵佶下牒文,“圣旨”追赐摄摩腾为“启道圆通大法师”,竺法兰为“开教总持大法师”,并敕“西京白马寺”等“今后每遇圣节,各许进奉功德”,举行佛事活动。所有这些都表示了宋王朝对佛教的重视。

前面说过,早在隋唐时代,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已经形成八大宗,这正是佛教经过充分发展而达到高度繁荣的表现。唐武宗灭佛以后,其他各宗派大抵销声匿迹,惟独禅宗,尤其是禅宗南宗却兴盛起来。禅宗的极盛期是唐代“安史之乱”到北宋初年这一时期,以后相续流传,至今未绝。而作为佛教发源地的洛阳白马寺,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相应的演变,五代宋元之后,白马寺奉行禅宗,主要是禅宗之下的临济宗。

元代初年,白马寺住持、女真族人龙川和尚(讳行育,姓纳合氏)曾被封为“扶宗宏教大师”、“司空护法大师”、“释源宗主”等,他还兼管江淮一带佛僧事,和元代第一任“帝师”、世祖忽必烈之“帝师”、“国师”、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创制者八思巴等朝廷要人多有往来,是当时一位身份相当高的僧人,有“龙川大士僧中雄”之誉。他曾奉元世祖之诏,大规模整修白马寺。“白马金碧余蒿蓬”,便是描写此次重修的词句。今上僧院中壁所嵌的元代刻石,保存商挺《七古诗》一首,曾经对龙川赞颂备至。龙川圆寂之前,又曾 详嘱后事。《龙川大和尚遗嘱记》记载说:他曾留下“平昔衣盂之分黄金一百两、白银一十五定”,以供后世佛寺之用。元代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寺内僧人以龙川遗产,奉圣旨在白马寺大殿塑佛菩萨五尊,并修三门塑四天王像;元代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召本府马君祥(河南缑氏人)等庄绘”,其“精巧臻极,咸曰希有”。

龙川和尚墓志于1978年在白马寺西侧出土,这是白马寺重要考古收获之一,对研究佛教尤其是白马寺史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龙川之后,元代华严名僧仲华文才被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为白马寺住持,号“释源宗祖”。由仲华文才所宗来看,在这一阶段里白马寺大约以奉行华严宗为主。文才和尚曾经撰写了《洛京白马寺祖庭记》一文,记述佛教源流和白马寺的始末,在仲华文才圆寂后,元代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立碑于白马寺,此碑传为赵孟頫所书,至今犹存,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据元代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统计,全国有寺庙二万四千三百余所,僧尼二十一万余人。

明代初年,以禅宗中的临济宗最流行。对于白马寺来说,明代的重修至关重要。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太祖朱元璋敕修白马寺;景泰年间,明政府曾规定各地寺观产业限制为六十亩,估计白马寺也大致如此。由明代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钦差后军都督府会昌侯孙泉、尚膳监太监黄锦(祖居白马寺东南约五里之龙虎滩村)、锦衣卫指挥黄锈等所撰碑文可知:明代正德丁丑(公元1517年)僧人定太及化主德允等曾重修白马寺佛殿,“四方之人,闻风向化,富者输其财,贫者效其力,不日之间,殿陛焕然而日新,圣像彩色而鲜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黄锦等为“祖庭”、“释源”白马寺敬造香炉、花瓶、蜡台等共二十件,合计重量三千六百斤,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身为朝廷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总督东厂之职的黄锦,又一次大规模整修白马寺。由黄锦撰文的《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石碑,保存了关于此次重修的详细资料。此次重修,大体上奠定了今日白马寺的规模和布局,在白马寺沿革史上意义重大。
       
今白马寺座北朝南,为一长方形的院落。据解放后地面实测,白马寺总面积为四万平方米左右,这和明代重修时占地六十二亩的记载基本相合。在黄锦重修五年之后,嘉靖时佥都御史、诗人王诤,奉使河东,嘉靖辛酉即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夏五月,路过白马寺,目睹宝刹高标,耳聆菩提风声,良多感概,赋《七律》一首,其诗刻石,现存毗卢殿。

明代末年,洛阳又遭战乱破坏。“绀宫红楼,悉为灰烬”,白马寺“虽岿然独存而金粉零星,土木凋残”;至清代康熙年间,在洛阳县知县高镐支持和如琇和尚主持下,售寺内“古柏数株”,得金若干,加以“耕三余一、耕九余三之力”,花费几年功夫,重修白马寺。使毗卢一阁,流丹生辉,“大殿、山门、配殿等,俱灿然陆离”。“十年来辛苦备尝,上而台阁殿宇及诸寮舍等焕然一新者,皆师(指如琇)经营之功矣”。清代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立佛殿(接引殿)被焚烧;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复被重建。“转倾复以为壮丽,除尘封而焕然一新”。接引殿是寺内现存规模最小,重建最晚的一重大殿。清代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曾重修清凉台之毗卢阁。

清初白马寺方丈和尚如琇,能文能诗,书画亦佳,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僧人。至今白马寺内还留下他不少的诗、文及画之刻石。这位如琇和尚于“禅诵之余”,“偶拈古迹大事,缀以韵言”,题为“白马寺六景”。从此以后便有了著名的“白马寺六景”之称。这六景指的是:

清凉台、焚经台、齐云塔、夜半钟、腾兰墓、断文碑

据清代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统计,全国共有寺庙七万九千六百二十二处,僧尼合计十一万八千五百零七人。至清末,全国僧尼约有八十万人。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受到强敌威胁,决计迁都洛阳。是年三月迁来洛阳,十一月又复迁回南京,而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在迁都洛阳的过程中,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等来洛阳,往访白马寺。时白马寺墙败宇塌,庭阶荒芜,即于一九三一年委请上海佛教会德浩法师住锡白马寺,重行营建。此次重修,修建了山门内左右两侧的门头堂、云水堂和天王殿、大佛殿两侧的客堂、祖堂、禅堂、斋堂,又在寺院东南、西南各修建方形歇山顶二层阁楼一座(即钟、鼓楼,也称角楼),以青石镶包了印度高僧墓和天王殿、大佛殿的台基,补修了各殿阁、厢房之门窗;配置铜铁器,铸宝鼎、铜牌、铜钟,并把一尊高约0.90米的白玉佛迁奉于毗卢阁内。这尊白玉佛,丰耳隆鼻,面容慈祥,双眸微垂,俯视前下方;身披袈娑,结跏趺坐,整个形象显得慈眉善目。今仍存寺内。在此尊白玉佛的佛座上,刻有如下文字:“佛历二九六0年,民国廿二年,癸酉,四月八日,比丘海山募化,敬奉洛阳白马禅寺。南无释迦牟尼。三宝弟子曾门何氏淑屏发心敬助,誓愿善根永植,福慧增光,见佛闻法,得不退地”。

从这段文字可知,这一尊白玉佛原是佛门女弟子何淑屏所敬助,而由和尚海山募化来敬奉白马寺的。但在白马寺僧人中以及洛阳一带,历来相传,此玉佛为缅甸所赠。或者是何淑屏原得自缅甸?此次重修中,住持和尚德浩,还把魏咸信墓前的二匹石马迁置于白马寺山门之外,即今日所见之石马。关于白马寺的田产,现存于接引殿前的《白马寺回地纪念碑》记载说:白马寺原有“香火地数百亩”,“自时事变迁,……费用不支,将地典质于村民者甚多,寺院之萧条颓废,几乎目不忍睹”,德浩和尚等“价目完备,分文莫少”,将土地收回,以供佛寺之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州大地处于战乱兵火之中,白马寺两度败落,墙颓殿倾,野草没膝,一片荒凉景象,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文物的保护,尊重信仰自由。先后于1952年、1954年、1959年多次拨专款重修。1959年郭沫若先生参观白马寺,曾留下了“白马驮经印度来”一首“七律”作为纪念。1961年,国务院确定白马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之时,白马寺也惨遭破坏。佛像被砸,经卷被烧。相传为摄摩腾、竺法兰二高僧带来的极为珍贵的三十余片“贝叶经”也化作灰烬。1972年中央和省、市领导决定对白马寺的全面修复,敬爱的周总理在百忙之中,还亲自过问白马寺的重修事宜。这一次重修,前后持续十年,用款数十万之多,翻修主要殿阁,彩绘天棚、梁、架、斗拱,油漆门窗、殿柱,广骋新老艺人塑造佛像,贴金涂彩;培植花木,彻阶修路。使千年古刹,面貌为之一新。1973年,正式成立了文物保管所。1984年,移交洛阳市佛教协会和僧人管理。一些在“十年动乱”时被迫还乡的僧人也先后返寺。国家对他们进行了妥善的安排,使其诵经有所,衣食有靠;还为僧人的佛事活动而配设了多种香案、供器、七珍八宝,在大殿内悬挂幔帐,莲台前摆列蒲团,逐渐恢复了这座千年古刹固有的宗教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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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楼
* 匿名 发表于 2014/7/20 12:12:36
好!非常详尽!感谢菩提之夏!
网友讨论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海众安和,佛法常隆。国泰民安,世界和平。
sdfdf
* 匿名 评论 大同极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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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图
戒行法师
不识庐山真面目,敬佩
自定法师说法声音洪亮,法理清楚,相貌庄严,赞叹德才兼备
在全中国建立广泛的佛教讲堂 讲经说法 利益人民 阿弥陀佛